郑克中：经济周期的解救之道与四万亿元蛋糕的切分

范式（paradigm）概念最早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他试图将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结合起来，把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界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内史与外史结合起来，以对科学发展规律进行综合考察。

[29] 陈金钊：《法理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既有基本理论研究，又有新兴领域研究。

第三，正义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具有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与宗教、伦理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很好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是社会正义或社会问题能否进入法学研究领域的联结点。即便是论者当下我国法理学教材所总结出真实现状，这也不能就为中国法理学面临死亡提供证成性依据。范式（paradigm）概念最早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他试图将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结合起来，把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界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内史与外史结合起来，以对科学发展规律进行综合考察。当今世界不同于殖民时期以及以前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凡事要讲法和法理，而不能仅靠过去那种帝国主义的力量显示的方式，尽管国家的强大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坚强后盾和关键力量。[33] 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16日。

第三，法理学通过其对法理的强调和关注，使包括部门法学的整个中国法学更注重法理阐释，从而引领中国法学不断发展，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法学体系。[61] [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471页。国务院各部委、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和人民政府也大都根据立法工作需要制定了相应的程序性文件。

各选项中，非常突出赋值50，比较突出赋值60，存在这种问题赋值70，不明显赋值80，不存在赋值90。专家参与立法的最典型例证就是民法典编纂，作为法律体系完善的重大工程，国内外许多法学专家都参与到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等的创制修改当中，他们各式各样的意见无疑对民事立法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围绕立法完备性、科学性、民主性、受监督性四大指标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精心设计针对社会公众、法学专家和法律执业者的调查问卷，借助随机抽样和立意调查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全面考察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实际状况并给出具有可信赖度的评估结果，从而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提供助力。公开化程度不够，主要是指立法公开方式被动化、单一化，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不足，难以实现和人民生活水乳交融。

[15]苏力教授也曾以破产法的实行状况为例进行研究，他指出立法活动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因为立法及此后的司法活动必然要耗费社会资源，带来一定收益，这就涉及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再次，缺乏细致、具体、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对于出现超越法定权限、与上位法相抵触等情形的法规和规章，究竟应当如何启动改变或者撤销的程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分主体看，社会公众给出的好评达到39.7%，远远高于执业者（26.3%）和专家（21.9%）的好评比例，学者基于根深蒂固的批判精神而对立法的科学性多有怀疑诚然可以理解，但若反省公众高达21.9%和执业者23.5%的差评，就会更加明白法律规定与实际国情相脱节对执法者适用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9] 本次法治评估除了本文所涵盖的法律规范体系指标与立法效果评价外，还包括法治实施体系指标（行政执法指标、司法适用指标、社会治理指标），法治监督体系指标（文件监督指标、执法监督指标、审判监督指标），法治保障体系指标（人员保障指标、经费保障指标、法学教育与普法指标），党内法规体系指标（党内法规完善性指标、党内法规执行力指标、党规国法协调性指标、党员守法指标），法治效果指标（控权指标、人权指标、秩序安全指标、法治信念指标）。任何常识总是基于主体的特定人生经历和信息来源，而后者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不同主体眼中的常识是不同的。实践中，的确存在专家参与立法的渠道不畅通、专家参与立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发挥不够等各种情况。

就是要及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回答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其二，建立立法专家顾问团或专家库制度，既要考虑到不同领域专家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也要平衡好不同领域、不同学术机构、不同地域、不同学术派别的专家比例，平衡好理论型专家和实务型专家的比例。一方面，诚然公众和专家参与立法也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由于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加快创制与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相适应、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的法律法规更加迫在眉睫。实践中，这种立法监督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关于立法监督的规定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囊括监督主体、监督的启动和运行、处理、救济、责任机制等系统性的规范。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那些看似只是验证了常识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要求社会公众、法律执业者、法学专家回答以下问题：假如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一项法律，而这项法律调整的领域，例如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环境保护措施、宠物饲养规范、国家赔偿标准、汽车限行规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等等，和公众的利益或兴趣密切相关。

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党的十八大以来，十二届全国人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取得新进展。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不给他们足够的途径和机会，使之针对同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立法提出立法建议或表达利益诉求的话，无疑会让现行立法的人民性和民主性打了折扣。在针对公众设计问题之时，我们充分考虑了普通公众的知识背景、认知情况等与法学专家和法律执业者之间存在的差异，预先进行了针对性处理。其中，提出立法建议得分（65.6）高于立法建议反馈得分（60.9），这说明通过走访座谈或报纸网络调研等途径提出立法意见建议相对容易一些，立法建议得到立法者反馈的几率显然要小很多，其得分勉强及格反映了这种现实情况。差评率高达69.4%，也远高于专家（17.4%）和执业者（22.9%）的差评率。冯玉军，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挂职）。（一）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监督 《立法法》第96条规定：当法规或者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依法予以改变或者撤销：（一）超越权限的。

众所周知，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有很高的要求：一是立法完备、逻辑严谨。纵观大多数法治评估成果，其共性目标都是要检视特定地域/部门参与社会治理或法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评估—反馈之后，服务并促进法治实施和法治监督。

立法完备性由法律体系的完善性和立法机制的完善性两个三级指标组成，前者得分71.8，后者66.2，二者相差5.6分。六、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监督 一般而言，法治监督体系指标包括规范性法律文件监督、执法监督和审判监督三个方面。

钱弘道等：《论中国法治评估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另据《立法法》第9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

汪全胜：《法治指数的中国引入：问题及可能进路》，《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5期。总结我国法治量化评估的经验教训，对法治体系进行宏观评估，须秉持清晰明确的价值观，有严谨合理的法治理论支撑，注重指标设定与统计的逻辑自洽，方能实现多主体/类型/视角的综合统计研究之目标。其中，立法机制完善性得分（66.2）低于法律体系完备性得分（71.8），这似乎表明我国立法状况从静态规范角度看相对较好，但从动态实施角度看仍有较大完善空间。立法受监督性 一、立意与方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中，立法专家参与程度得分（77.8）略高于立法专家参与作用得分（74.7），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毕竟立法参与度不能完全等同于立法实际贡献度。任何的常识都必然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常识就会转化为谬误。

三种主体的具体评价也很有意思，公众对了解审议内容的好评率仅为9.3%，远低于专家（35.6%）和执业者（34.1%）的好评率。（二）基于一级评估指标的若干启示 从法治体系评估的总体情况看，法律规范体系得分70.3，法治实施体系得分68.8，法治监督体系得分70.7，法治保障体系得分72.1，党内法规体系得分68.9。

结合《立法法》规定，法律执业者和法学专家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某件法规或规章出现了超越法定权限、同上位法相抵触等情形，有监督权的机关对此进行审查和纠正。从中也可以发现评估指标的好评和差评并非严格的负相关关系，而深入探究被调查者如何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各种考量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的评估工作意趣盎然。

（二）立法合理公正程度 这个指标反映立法是否体现公平正义、高效合理原则，并在多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公正观念相符。调查结果表明：对法律监督的总评得分为71.2，其中专家平均打分为71.3分，执业者平均打分为71分，三者分数高度接近，都属于一般评价。综合查阅法律程度和了解审议内容程度两项四级指标的结果，可以看出立法公开性总评得分是72.5。整个研究共设计设计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66个，四级指标188个，问题430个。

参见朱景文主编：《中国法治评估报告2015：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从执业者的角度，主要考察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过程中有法可依的程度。

【关键字】法律规范体系。但三种主体的具体评价大不相同，值得深入讨论：公众对查阅法律的好评率仅为25.2%，远远低于专家（93.1%）和执业者（81.1%）的好评率。

其二，立法应当合理、均衡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其二，立法工作机构要充分履行法律解答职责，使公民了解法律草案的含义、争议焦点，以提高公众的认知能力，提高所提意见的针对性和可行性。